杜继曾：（1895-1972）原名杜省吾，曾化名陈洪年、何茂承，河南省杞县人。1924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被派往东北，经北满地委介绍到长春，以长春省立二中教员的身份，利用各种机会开展党的工作。同年8月离开长春到哈尔滨北满地委从事革命工作。1927年初任中共吉林县支部书记，同年8月任中共牡丹江支部书记，9月任中共北满地委书记，后到大连工作。1928年3月15日在旅顺火车站被捕。获释后回河南，任中共水东特委组织委员、代理书记等职。抗战胜利后，随部队来到东北，历任中共哈尔滨市新阳区委书记、松江省政府粮食局局长等职。建国后，历任江西省水利局局长、国家水利科学研究室副主任、河南省科委副主任等职。1972年因车祸在郑州逝世。

我是河南人，曾用名杜省吾。1919年(廿四岁)于北京高等师范毕业，出校以后在河南、山东等地任中学教员，1926年1月于河南入党，同年4月21日到长春二中任数学教员。

东北地区的党，先是苏联协助发展的，东北党的老同志差不多都是从苏联回来的，吴丽石同志就是他在北京俄高法政学院二年级时，被党派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的，1926年吴丽石任北满特委(哈尔滨特委)书记、高双(沈阳人，1927年在哈参加警察支部会议组织破坏被捕)任组织、海涛同志任宣传兼统一战线，他把特委的戳子放在苏联领事馆领事那里，当时北满各地都归北满特委领导，1926年吴丽石同志告诉我说：一年以前中东路沿线就有党员十余人，奉天有个支部负责人是魏笑天。

1926年4月21日来长春，我的组织关系是由北京特委转北满特委，并由北满特委介绍到长春，我到长春后在组织关系尚未转来之前，就和韩守本同志见了面，进行了数次谈话，当时谈得很投机，彼此的态度都很明朗，互相透露了是共产党员(当然这是组织不允许的) ，同年5月，北满特委书记吴丽石同志来到长春，将我的组织关系介绍给韩守本同志，韩守本同志通知我到大东报社见了吴丽石同志，并由吴做了指示如何进行工作。

当时长春有党员，但尚未形成组织，长春的党员都归北满特委领导，北满特委在长春有两个联络站，一个是在二道沟苏联站，邮政局有一位姓张的局长，此人胖胖的，低身材、会说俄语，他可能比吴丽石、韩守本二同志入党还早，是长春最早的党员，据韩守本同志说：瞿秋白等同志去苏联路过长春，曾到他家里住过，他曾给二道沟苏联人和二师学生联系过赛球，不久就不见他了，我和他没有直接关系。另一个是韩守本同志，在二师负责学运工作，当时二师有三个学生是党员，除韩守本同志外，还有王同志和吴敏茂(脸挺黑，外号铁面) ，他们三人经常在一起宣传三民主义，反帝反军阀，因为他们三人都是近视眼，带眼镜，一些落后的学生讽刺他们为“三瞎子”主义。

那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党内除极少数人(如吴丽石)专作党的工作外，都是以国民党的面目出现，搞国民党的工作，表面活动是反对帝国主义，还不能公开提三民主义，因为张作霖反对三民主义，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提三民主义，他们就觉得危险的不得了，至于共产主义那就更不能提了，而在工人中是不提三民主义的。

我和韩守本同志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是党员之间的相互关系，我来长春时间很短，同时又是新党员，做的工作不多，二师的一些工作主要还是韩守本他们搞的，我在二中学生中宣传了一些新思想，谈谈辩证唯物主义。1929年五七国耻纪念日反对廿一条，我曾利用学校开会，教师和学生讲话的机会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鼓动学生把运动闹的更广泛一些，我和韩守本同志也曾散发过从哈尔滨带来的传单、宣传品，都是一般的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的小册子，方法是在阅览室看报时，等人都走了，把宣传品压在报纸底下就走，和韩守本同志还曾共同组织过国民党长春市党部和吉林省党部的筹备工作。

1926年8月2日邹校长发现我在学生中间有鼓动宣传行为，于是将我辞退了，我便去哈尔滨日报社任编辑（已经是9月）。

同年9月，由于韩守本同志的继续努力，国民党吉林省党部正式成立，参加选举会议者有十余人，我们共产党人有韩守本同志、王同志和邮局张同志，这时吴敏茂已去广州，至于国民党，凡不是右派人物都通知了，其中有国民党中央的一个参议员何月波，长春中华书局经理谢惠桥，二师教员刘旷达（刘弄潮）、徐芝畦，二中国文教员黄子元，还有一个二中教员和几个学生，会议是在国民党参议员的家里召开的，事先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作好，选举时国民党人占了多数，这个组织实际未起什么作用，委员有韩守本、黄子元、谢惠桥、刘旷达等人。

在成立了国民党长春党部的同时，韩守本同志到大东日报找一青年工人印刷国民党党证（他对大东日报社印刷工人负责宣传工作），该青年在印刷当时被捕，韩守本同志跑到哈尔滨。

同年10月，韩守本同志又从哈返回，这以后，据说韩守本同志负责了中国共产党长春支部。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央决定加强和扩大东北党的组织。

我由哈动身去吉林时， 2月27日路过长春见到了韩守本，赵尚志同志，当时韩守本同志担任党的工作(可能是中共长春市支部)，赵尚志同志任团的工作(共产主义青年团)。

赵尚志是吉林双城人，他是在我1926年秋由长去哈后，从广州黄埔军校回来的，这时他们二人正在筹备成立国民党吉林省党部的工作。还有国民党的董海平，他是吉林依兰人，中学生，低身材，他受国民党中央的指示要他不沾共产党的边，组织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并从广州带回来一颗国民党吉林省党部的橡皮方印，可是那时在东北共产党人的活动很活跃，国民党离开共产党是活动不开的，国民党吉林省党部的主要组织工作还是我党韩守本、赵尚志两同志做的，我到长春是以国民党吉林县党部的名义，在日本附属地内一家旅馆里，参加了成立吉林省党部的会议，韩守本、赵尚志、董海平等人都参加了，吉林和长春还有其他一些人参加，会上韩守本、赵尚志、董海平和我都当选为省委委员，我被选为监察委员，董海平虽然当选了委员可是连个组织委员也没选上，他是很难向他的上司交待的，会上很不满意。选举结束后，韩守本、赵尚志二同志要董海平交出省党部的橡皮章，董不肯交出，韩赵两同志便去日本刻字店另刻一个，当韩赵二同志于指定日期去取印时，就有特务盯梢，当天韩赵两同志被捕(大约三月二日) ，第二天我去吉林，在日本站看见了长春的日本报纸登载了“怪印”的消息，以示日本对国民党部的被破坏不负责任，韩赵两同志被捕后，长春市的工作便停止了。

我在吉林总共呆了半年， 1927年9月，陈一仁由旅大来吉林，接替我的吉林县支书工作。

（王艳梅  收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