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中国消除贫困的战略

早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就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当时，现代工业不到国民经济的10%，全国的钢产量只有15.8万吨。加上工业建设经验不足，相关人才缺乏，西方国家的孤立封锁，新中国的工业化之路举步维艰。

在毛泽东反复审阅修改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读到共和国领袖当时的思索和心情。《提纲》写道：“根据苏联的经验，要想在较短时间内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工业化就应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从建立重工业开始。资本主义国家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是花了50至100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工业化，而苏联采用了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在十多年中就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我国也只有建立了重工业，才能使全部工业、运输业以及农业获得为发展和改造必需的装备，才能自己制造火车头、钢轨、货客运汽车、远洋轮船和飞机；才能自己制造轻工业的精密机器，扩大和建立新的轻工业；才能生产农业机器和化肥，改造古老的农业；才能建立现代国防工业，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辱。”

基于国情，毛泽东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通过发展重工业来带动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的反贫困战略。

建设重工业不仅需要的资金量大、建设周期长，而且产品不能直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这一客观现实，要求人们在工业化起步阶段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穷，要与民休息，不宜搞重工业，应多发展轻工业，并呼吁政府“施仁政”。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是小仁政；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是大仁政。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他指出，现在，我们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不能照顾小仁政而妨碍大仁政。

三大改造完成前后，毛泽东以苏联为鉴戒，认真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提出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关系的问题。他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是对的，但是发展重工业必须同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统筹协调发展，并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才能使整个国民经济得到较快较好发展，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由此，工农并举、符合中国国情的反贫困道路开始形成。

努力解决民生贫困问题

毛泽东反对只追求经济发展不顾民生的做法，主张适当安排、统筹兼顾，注意照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利益。他总结苏联的教训，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针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失业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人民政府业已开始着手采取救济和安置失业人员的办法，以期有步骤地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必须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

当得知一些孤寡老人生活困苦时，毛泽东批示：“生计太困难者，先行接济，不使挨饿。”1954年，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并且逐步扩大这些设施，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

医疗卫生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为此毛泽东多次做出批示。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此后，大批城市医务工作者下乡，为农民送去医药。巡回医疗队培训出的赤脚医生，成为为农民提供初级医疗服务的主要力量。1968年，毛泽东批转湖北省长阳县乐园人民公社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在全国掀起农村合作医疗的高潮。

教育深刻影响人的发展，也是反贫困工作的基础。由于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一场“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的扫盲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1955年，毛泽东又强调：“要在合作化中间把文盲扫掉”。在毛泽东的推动下，1964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0%下降到52%。

设定中国消除贫困的目标

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制度变化。毛泽东希望早日消除贫困，实现国强民富的目标，并因此时常流露出急迫的心情。

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在与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座谈时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吹起牛皮来很大，历史有几千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一年才生产二百几十万吨钢，现在才开始造汽车，产量还很少，实在不像样子。所以，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世界上四个人中间就有我们一个人，这么不争气，那不行，我们一定要争这一口气。”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又说：“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毛泽东摆脱贫困的愿望越来越迫切，领导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设想以更大更高更纯的公有制形式让全国人民都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结果事与愿违，因脱离了实际，工农业生产大幅下降，人民生活陷入严重困难。这时，他只好放缓脚步，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经济形势才逐渐好转。

进入20世纪60年代，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发表了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反复强调国民经济发展要搞综合平衡，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思想。

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谈到提高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问题。他说：“如果在本世纪内，就是说在今后四十年内，能够改变那就算很好了。如果加上已过去的十年，就是五十年，半个世纪，再快也难。”1961年，毛泽东在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将军时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63年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在次年的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庄严宣告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和“两步走”战略部署。尽管“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遭受了一场浩劫，但毛泽东一直没有改变这一目标，直到他去世。

中国的反贫困事业，无疑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毛泽东是中国反贫困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从中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而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新时代的脱贫攻坚战略，带领亿万人民朝着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发起最后的总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