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二千纪初到公元后15世纪这漫长的3000多年时间里，游徙生活于亚欧大陆北部的游牧民族对南部定居的农耕世界进行了不计其数的侵扰和渗透，其中大规模的入侵活动共有三次。农、牧世界之间的这三次大规模的冲突和融合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形成均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它不仅导致了文明形态的变更，构成了历史自身发展运动的重要动力，而且导致了文明域界的扩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化外之地”被纳入到文明的进程中，从而为人类历史从分散的区域史、国别史向整体的世界历史的转变奠定了必要基础。

一、两大世界的对垒与文明扩展的“酵母”作用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过两种截然对立的生活方式或文化模式——农耕与游牧。从新石器时期末叶一直到公元15、16世纪的漫长历史过程中，这种生活方式的分野导致了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旷日持久的文化对峙和冲突，我们今天的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两个世界长期冲突与融合的结果。

不同的生活方式导致了不同的文化特性和社会制度。相对而言，游牧民族骁勇强悍、性情凶野，长期的简朴生活使其顽固地保持着传统的氏族公社制度，迁徙不居的游牧习性则使得这些民族喜好马背上的营生(劫掠)而不耐耕作之苦。据司马迁记载，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1]。罗马杰出的历史学家塔西陀在描述日耳曼游牧者的生活习性时说道：“要想劝他们象向敌人挑战和赢得创伤那样地去耕种土地和等待一年的收成，那是很困难的。而且他们还觉得：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2]游牧世界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它的成员们长期过着一种淳朴而粗陋的半原始生活。游徙不定的生活方式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发生，因此一直到公元15、16世纪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大规模入侵浪潮最终平息时，从游牧世界自身中并未能独立地生长出文明体系。游牧民族的文明化历程始终是以一种“入赘”的方式而实现的，即剽悍的游牧民族在入侵农耕世界的过程中反过来被后者的文明生活方式所征服和同化。

相形之下，农耕民族则要显得文静柔弱得多，其生活方式也较为稳定和有规律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3]。农耕民族长期维持着一种以农为本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安土重迁，彼此闭塞，具有极其狭隘的地方性特点。然而另一方面，定居的农耕生产方式却比游徙的畜牧生产方式创造出更为丰盛的生活资料，从而使一部分社会成员有可能从基本的生存劳作中解脱出来，去从事冶炼、建筑、水利灌溉、商业贸易、社会管理、宗教祭祀以及其他各种文化活动。人类最初的几个文明(汤因比称之为“亲代文明”)都是从定居的农耕世界的文化土壤中萌生和发展起来的，至于后来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子代文明，则都是在这些亲代文明的基础上通过与游牧入侵者的文化“杂交”而衍生出来的。在15、16世纪以前，农耕世界在游牧世界面前基本上处于守势，时常受到强悍的游牧民族的威胁和冲击。但是从长程历史的角度来看，农耕世界却具有一种强大而潜在的文化势能，每当遭到游牧民族的暴力入侵时，被征服了的农耕文明往往能够发挥出以柔克刚的文化效应，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消蚀掉野蛮入侵者身上的暴戾之气，使征服者反过来成为先进文化的被征服者。形象地说，农耕世界如同文明的“酵母”，它被包围在游牧世界的“面团”之中，然而它却通过持续不断的“发酵”过程传递和扩散着文明的因子，将蛮荒的化外之地日益纳入文明的范围。

在公元前二千纪中叶以前，人类的几个亲代文明(爱琴文明、尼罗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和中国黄河流域文明)均分布在北回归线到北纬35度左右的狭长地带上。这个狭长地带由于雨水充沛、气候适宜，因此成为孕育农耕文明的温床。这五个古老的农耕文明所占的地域非常有限，它们由西向东一线摆开，集中地分布在大约十几个纬度的范围内。在这条狭长地带的南面，多为荒芜的沙漠和宽阔的海洋；而在其北面的亚欧大草原上，则生活着许多追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在亚欧大陆，宜于农耕的地带基本偏南……宜于游牧的地带基本偏北，几乎和农耕地带平行，东起自西伯利亚，经我国的东北、蒙古、中亚、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直到欧洲东境，也是自东而西，横亘于亚欧大陆的居中地带。”[4]从而形成了南农北牧、南富北穷的两大世界之间的长期对垒。

从地域范围上来看，最早出现的农耕地区及其所产生的城市文明只不过是广袤无垠的蛮荒之中的几小块绿洲，处于游牧民族的包围之中。随着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的接触、冲突和融合，这些文明的“酵母”开始“发酵”。这个“发酵”过程是借助野蛮剽悍的游牧民族的入侵而实现的——游牧民族以暴力方式征服农耕世界，然后在漫长的和平时期里反过来被农耕世界的文明所征服。文明的这种“发酵”过程具有双重坐标上的运动轨迹：一方面是文明在地域上的扩大(空间坐标)，另一方面则是文明在形态上的更迭(时间坐标)。换言之，文明范围在空间坐标上的传递扩散过程同时也就是文明形态在时间坐标上的更迭嬗变过程。通过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双向征服活动(即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暴力征服和农耕文明对游牧民族的文化征服)，一方面打破了各民族之间相互隔绝和孤立的封闭状态，使人类生存和活动的各个区域逐渐联结为一个彼此相关的整体，进而使得民族史和国别史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转化为统一的世界历史；另一方面则导致了亲——子代文明之间的更替嬗变，引发了许多文化新品种和新性状的产生，并最终促成了历史自身的发展运动。

我国著名世界史专家吴于廑先生认为：“历史之成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由各种族、各地区、各国家之间相互闭塞的历史，发展到有联系以至于密切联系为一体的世界史，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的，它是历史自身漫长发展的结果。”[5]15、16世纪可以看作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条重要分界线，在这个时期，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最后一次大冲击和大融合过程告以结束。自此以后，零星分散的游牧民族再也不能对实力雄厚的农耕世界构成威胁，它已经不再能够作为一个“世界”存在了。于是，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矛盾就开始让位于农耕世界与它自身中所孕育的工业世界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在世界范围内典型地表现为近代西方新兴的工业世界与仍然停留在传统的自然经济中的农耕世界的矛盾，具体地说，就是西方工业世界对非西方农耕世界的征服和影响。只是从这时起，世界上的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才真正地被联系在一个休戚与共的整体之中，世界历史才从真正意义上开始存在。因此，从这种发展的世界史观来看，3000年来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只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冗长的序幕，15、16世纪以后开始的工业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征服才是世界历史的真正内容。

二、印欧语系游牧者的入侵狂飙

从公元前15世纪到公元后15世纪这漫长的3000年时间里，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大规模的武力冲击共有三次。第一次开始于公元前二千纪初叶，入侵者主要是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的诸游牧民族。尽管早在公元前三千纪苏美尔文明就曾受到闪米特游牧者的不断骚扰，但是最初向农耕世界发起大规模进攻的却并不是来自阿拉伯沙漠地带的闪米特人，而是游徙生活在农耕地带以北的亚欧大草原上的印欧语系诸游牧民族。这些操原始印欧语言的游牧民族最初生活在黑海和里海周围，从公元前二千纪初叶(甚至更早)开始向亚欧大陆南部的农耕地区扩张。最先是赫梯人翻越高加索山脉进入小亚细亚，建立了帝国，从而在闪米特人的巴比伦帝国和埃及帝国之间插入了第一块“雅利安楔子”。不久以后喀西特人和胡里特人分别从扎格罗斯山区和亚美尼亚高地侵入美索不达米亚，前者攻占了巴比伦的都城，建立了巴比伦第三王朝(约公元前1518—前1155年)；后者则在巴比伦与赫梯之间建立了米坦尼王国。到了公元前二千纪后期和公元前一千纪，亚欧大陆上的印欧语系各游牧民族开始向西、南、东三个方向进行大规模的迁徙运动。在西方，色雷斯人、伊利里亚人、希腊人(包括爱奥尼亚人、阿卡亚人和多利亚人等)进入巴尔干半岛，意大利人进入亚平宁半岛，斯拉夫人和波罗的海人来到东部欧洲和波罗的海南岸，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则分别深入到多瑙河、莱茵河流域和高卢、西班牙腹地。在南面，米底人和波斯人进入伊朗高原，并先后侵入西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建立起米底王国和庞大的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另一支印欧语系的游牧者则取道伊朗高原而冲入印度河流域，这些身材高大、白肤碧眼的侵略者与印度河流域身材矮小、皮肤暗黑的土著经过长期的混杂，成为今天印度人的祖先。向东冲得最远的一支印欧人甚至越过了天山屏障，到达中国西部的帕米尔高原，这支印欧人所建立的国家后来被中国人称为吐火罗或大夏(即巴克特里亚)。

“公元前二千纪，欧亚大陆正处于一个骚动时期，即游牧民入侵、古老的帝国被推翻、旧的社会制度瓦解的时期。骚动是猛烈的，整个欧亚大陆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因此，公元前二千纪是古代文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由古典文明取而代之的过渡时期。”[6]这种大骚动是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发起第一次大冲击的结果，这次大冲击断断续续地从公元前18世纪一直延续到公元前6世纪，并形成了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发生于公元前18世纪以后的200年间，在此期间，赫梯人、喀西特人、胡里特人等印欧语系游牧民族入主小亚细亚，爱奥尼亚人和阿卡亚人则冲入爱琴海地区，并在稍晚些时候毁灭了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另一些印欧语游牧者正源源不断地拥入伊朗高原，向印度和东方的迁徙活动也于此时开始。第二个高潮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250—前950年间，它的前奏曲是卢卡人、阿卡亚人等“海上民族”对埃及和地中海东岸诸国(赫梯、腓尼基等)的劫掠和入侵，而“海上民族”对地中海沿岸地区的侵掠说到底又是一支强悍的北方游牧民族——多利亚人南下浪潮挤压的结果。在这次冲击高潮中，粗犷野蛮而精力旺盛的多利亚人摧毁了由他们的游牧先驱阿卡亚人建立的迈锡尼文明，致使希腊社会经济萧条、人口流失，各种文化制度瓦解，倒退到一种黑暗的蒙昧状态中。这种蒙昧状态一直延续到公元前800年左右希腊诸城邦崛起时才结束。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由于赫梯帝国的衰落而留下来的真空地带，很快就由闪米特语系的游牧民族——阿拉米人和希伯来人填补上了；而另一支闪米特游牧者迦勒底人则极力向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进行渗透。稍晚些时候，亚欧草原上新崛起的印欧语系游牧者米底人和波斯人也先后趁着这次冲击高潮的余波冲入伊朗高原，虎视眈眈地觊觎着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富饶的沃土，并最终在西亚和中亚的广大地区建立起庞大的波斯帝国。在印度河流域，前此已侵入哈拉巴文明地区的雅利安人开始了与达罗毗荼人的土著文化的融合过程和文明化改造过程，这个过程虽然不象几个世纪以前雅利安人的暴力征服活动那样充满了血腥味，但是它对于后来的印度文明的深刻影响却是无法估量的。四大《吠陀》书和婆罗门教就是这种影响的有力见证，它们后来以否定的方式导致了佛教和耆那教的产生，又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导致了婆罗门教的复兴(即印度教或新婆罗门教)。与此同时，在阿尔泰山和天山山脉的另一边，来自西部高原的、在不久前刚刚完成了从游牧生活方式向农耕生活方式转化的周民族，实现了对商王朝的政权更迭。而周王朝自建立以后，其
西北边界始终受到诸戎狄部落的骚扰，这种持续不断的骚扰最终又导致了西周的覆灭，并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混乱之后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帝国——秦汉帝国的产生。在这些不断威胁中国西北边境的戎狄部落中，有一支就是后来成为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进行第二次大入侵的主力军的匈奴人。

从公元前二千纪初至公元前一千纪中叶的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大冲击，是人类历史上历时最久、成分最复杂、过程最扑朔迷离的民族大冲突和大融合活动。这场大冲击的主要发动者是印欧语系的诸游牧民族，此外还有闪米特游牧者和中国西部的周民族及西北诸戎狄部落，而它的承受面则是从西至东地分布在旧大陆的整个农耕地带上的所有亲代文明国家。这次民族大冲突和大融合导致了文明形态的变更(新旧文明的更迭)和文明地域的扩大。从文明形态更迭的时间坐标上来看，米诺斯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哈拉巴文明、中国夏商文明等亲代文明灭亡了，古代埃及文明无可拯救地衰落下去，在旧文明的废墟上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二代文明(即古典文明)，它包括希腊罗马文明、波斯帝国、古代印度文明和中国秦汉帝国。从文明域界扩展的空间坐标上来看，文明的地域范围从北回归线至北纬35度的狭长地带向北扩展到多瑙河——高加索——药杀水(今锡尔河)——天山山脉一线，大约扩展了8至10个纬度。

三、匈奴人的西进运动与亚欧大陆民族大迁徙

如果说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冲击主要是由游徙于亚欧大草原中部的印欧语系游牧民族发起的，那么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二次大冲击的主力军却是游牧于中国西北边境的匈奴人。这次入侵浪潮的矛头虽然也是指向亚欧大陆南部的农耕地区，但是其推进趋势却是从东向西地波浪式展开。如同多米诺骨牌运动一样，这次民族大入侵和大迁徙活动呈现为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亚欧大草原上的几乎所有的游牧者都被卷入到这场来势汹猛的民族大冲突和大融合浪潮中。匈奴人从公元前2世纪(甚至更早)到公元后4世纪不间断的西进运动促成了亚欧大草原上各游牧民族的南迁和西徙，最终导致了整个古典文明体系的崩溃。

中国华夏苗裔自商周之时即已与匈奴发生联系。范文澜先生写道：“西周最紧急的外患是西北方戎狄族的入侵。戎狄族散布地域很广，陕西西部北部，山西河北极大部分都是戎狄族居住地。商周人称他们为戎狄，又称为鬼方、混夷、犬戎、犬夷、獯鬻、[犭][严]狁，表示对他们的憎恶(战国以后称胡，又称匈奴)。”[7]先秦史料中有关于殷高宗伐鬼方、季历伐鬼戎、太王事獯鬻、文王事昆夷、宣王伐[犭][严]狁的记载。周都镐京，接近戎狄活动之地，戎狄族曾多次骚扰周朝疆域，对农耕社会的定居生活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和带来了破坏性的灾难。《诗经?小雅?采薇》曰：“靡室靡家，[犭][严]狁之故；不遑启居，[犭][严]狁之故。”西周与戎狄之间的冲突持续了数百年之久，西周王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周幽王就是被戎狄杀死于骊山之下。春秋战国时期，戎狄与华夏列国曾多次交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防御戎狄即匈奴人的侵犯，在列国北部旧城墙的基础上修筑了万里长城，并不断地徙谪戍边，以实边塞，构成了阻止匈奴南犯狂潮的坚固屏障。从此以后，匈奴人的轻骑快马再也不能像以往一样顺利地突入中原。

到了秦末，国内烽烟迭起，“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谪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8]汉高祖平定宇内后，匈奴更成为中国之一大患。匈奴单于头曼之子冒顿射杀其父取而代之，统一各部，东败东胡、北服丁零、西逐月氏，囊括大漠南北，形成强盛之势。公元前200年，冒顿引精兵40万骑围汉高祖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城东之白登山，后因高祖遣使贿赂单于阏氏(匈奴皇后)，并采取和亲之策，方得缓解。自高祖至孝文帝，汉朝在匈奴的强劲攻势面前基本上持防御政策，到汉武帝时，开始主动出击。从公元前133年至前119年，汉武帝派遣大将卫青、霍去病等率大军数次深入漠北和西域，大破匈奴，先后“得胡首虏”数十万级，收复漠北、河西大片土地。在汉军的强大攻势下，匈奴不得不向西迁移。汉朝政府则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徙民戍边，设立朔方郡和酒泉、武威、张掖、敦煌等河西四郡，广置边塞烽燧系统，“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9]，不仅有效地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而且沟通了内地与西域的商贸交通。此后，匈奴元气大伤，汉朝亦无力大举进攻，转而对西域诸国采取远交近攻政策，联合乌孙等国再次大破匈奴。宣帝甘露年间，匈奴内部发生分裂，呼韩邪和郅支为争夺单于位相互攻战，呼韩邪战败而归降汉朝，郅支则为汉朝的西域都护所杀。至此匈奴遂沦为汉朝属国，匈奴人多入居并州。

到了东汉时期，匈奴再次独立，且分为南、北二部。南匈奴不久即降汉，入居汉地；北匈奴仍居漠北，与汉朝为敌。和帝永元元年(公元前89年)至三年，汉大将军窦宪等率兵远征漠北，窦宪“将兵击北虏于金微山，大破之，克获甚众。北单于逃走，不知所在”[10]。

溃败的北匈奴从此不再见于中国史籍，然而这些剽悍的游牧者却掉头向西，揭开了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二次大入侵的序幕。韦尔斯对此评论道：“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200年，中华帝国维持着一条结实、坚决和向前推进的前线来对抗游牧生活方式，过剩的游牧民逐渐向西流动。”“值得提到的是，公元开始的这个世纪里，中华帝国是强盛得足以把剩余的蒙古利亚游牧民推逐到它的北方去，不久这些人征服了北印度，积聚了力量，并同雅利安游牧民相混合，最后象雪崩一样落到虚弱倒退的罗马帝国头上。”[11]

在匈奴人的西进浪潮面前首当其冲的是原来游牧于敦煌以西的大月氏人。公元前2世纪时，大月氏人就迫于匈奴人的挤压而越过兴都库什山脉与天山山脉组成的自然屏障进入西突厥地区，征服了大夏(巴克特里亚王国)，并与当地的雅利安血统的居民相混杂。在大月氏的五个部族中，一支血统较纯的部族——贵霜人南下到印度河流域，建立了贵霜帝国。另一支停留在乌浒河(今阿姆河)畔的大月氏人则与西进的匈奴人杂合在一起，形成了嚈哒人或所谓白匈奴。公元5世纪初，嚈哒人由中亚南下，侵入伊朗东部和印度西部地区，对波斯人的萨珊王朝构成了强有力的威胁，并最终摧毁了笈多王朝和破坏了“黄金时代”的印度文明。直到公元565年，萨珊王朝与东方来的突厥人联合起来摧毁了嚈哒人在乌浒河上的老巢，嚈哒国才从历史上消失。

公元2世纪以后，匈奴人由中亚继续向西，稍后进入伏尔加河流域、顿河流域和北高加索一带。原来栖居于此的阿兰人被迫转向西南，与日耳曼部族中的汪达尔人混居。一个世纪以后随汪达尔人和苏维汇人南下入侵西罗马帝国辖内的高卢和西班牙，后又随汪达尔人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到达北非，建立了汪达尔王国。（待续）

[1]《史记.匈奴列传》。

[2]塔西佗著，马雍、傅正元译：《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2～63页。

[3]《帝王世纪.击壤之歌》。

[4]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载《哲学社会科学近期学术论文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7页。

[5]同上书，第185～186页。

[6]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版，第149页。

[7]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53页。

[8]《史记?匈奴列传》。

[9]《汉书?赵充国传》。

[10]《后汉书?窦宪传》。

[11]赫.乔.韦尔斯著，吴文藻、谢冰心等译：《世界史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47、5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