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国内欠缺公共说理教育和公共空间里的公民理性，网络空间里的辩论常变为谩骂和“互掐”，同时，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寻求共识的重要性。如何寻求共识，培养一种健康良性的说理文化应该是前提之一。

公共说理的规则也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

公共说理不是一般的交谈或对话，而是需要在民主法治环境下才能充分实现的一种公共话语。

杜威认为，谈话是民主生活的核心特征。他在1927年写道，公共生活的复兴首先要求“改善辩论、讨论以及劝导的方式与状况，这正是公共问题”。哈贝马斯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说，“在每次对话中，一个个私密性的个体会合并成一个公共团体，一部分公共领域便由此产生。”对话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政治作用。民主是通过讨论而实现的治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通过在法律上平等的公民之间进行自由的公共讨论而实现的治理”，对话是最贴近民主核心的那一部分。

当代美国传媒学家舒德森在《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中提到杜威和哈贝马斯对公众交谈的政治见解，还特别补充说，一般人际的社交交谈并不能自动产生民主规范。他认为，更多的情况是民主创造民主对话，而不是对话自然产生民主。他同意美国政治学家乔治•卡提卜（George Kateb）的分析：民主培养了某种自我，虽然难以察觉而且并不完善，却仍然效果显著。

民主培养的那种“自我”有公共说理的意愿和能力，有用交谈来参与公共政治的要求，在国家和公民社会里，说理是公民身份的一种体现，也是行使公民责任的一种方式。因此，提倡和实践公共说理与对制度性政治改革的期待是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缺乏说理文化

中国缺乏公共政治的传统。公共说理与法治的公共政治，以及公民有机会参与政治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不能为公共说理提供孕育和成长的条件。中国有发达的辩术，中国的辩士们面对的是喜怒无常、言出法随的帝王将相，他们的说话技巧是扭曲的，像东方朔、纪晓岚那样铁齿铜牙的有的是，但像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昆体良那样研究说理的，一个也没有。

在西方，公共说理来源于两个中国所缺乏的传统，一个是从古希腊就有的演说修辞，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法庭辩论、公民大会和公开演说三大修辞；另一个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发展出来的“文明交谈”。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交谈的艺术》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述。

公共说理的那种对话和交谈，它并不是普通的说话表意，更不是辩术，而是一种有教养的文明交流和对话形式。彼此陌生的人们由于说理而结成一个平等的、相互尊重的共同体。民主社会不是利益共同体，而是遵守说理规则的话语共同体。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形成现代文明交谈，有偶然的因素，如宫廷礼仪、印刷术发展后大量出现交谈礼仪手册、富足生活的闲暇人际交往等等。但这种文明交谈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交谈和对话倡导、讲究个人教养和群体规范，这是现代文明发展所致。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和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对早期现代文化现象和文明的研究中，都指出了现代文明特别强调对人“自然状态”的自我克制和规范。这是一种对人的粗鲁、暴力、偏差和失范进行控制的趋向，从资本主义、官僚制度、国家形式、监狱管理、学校、文学创作、艺术规范到餐桌礼仪、言谈交际、仪态姿势，几乎无所不包。人际话语交往中的“教养”便是这样一种自我约束，是一种让人脱离自然状态的规范。

今天在中国学习和运用公共说理，所幸已经有了人类共同的文化、文明遗产，不必从头开始，这就像学习制造汽车，不必从熟悉车轮原理开始一样。只要有合适的说理和人文教育，一代人就学会人类两千多年来积累的知识、能力和规范，是办得到的，在这个基础上的良性发展也应该不是一个问题。

社交空间事实上已经公众化

交谈和对话的研究者一般把交谈分为两种。一种是社交交谈，另一种是公众交谈。

社交性交谈所涉及的人群范围不大，人与人之间既不像家人间那么亲密随便，也不像陌生人（公众）之间那么需要规范，因此经常被称为“半正式的共同体”。典型而常见的社交交谈发生在饭局、宴会、沙龙、俱乐部或朋友间的聚会、纪念日会面、学术或读书讨论会上。人类需要用交谈来形成和维持相互间的群体感。

与社交的熟人交谈不同，公共说理的人群范围要大得多，参与者往往互相不认识，也从未谋面，这主要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交谈。熟人交谈与陌生人交谈的目的会有重要的区别。熟人之间的社交交谈主要是为了愉悦和快乐互动，而非熟人的公众交谈（也称“解决问题模式”对话）则是有公共目的的对话。一般社交交谈的目的是融洽互动，为谈而谈、以谈为乐，有没有结论并不重要，它可以不含具体主张、明确观点、充分理由、逻辑推导。但是，公众交谈的目的则不是为了获得谈话的交往乐趣，而是发表对公共问题的看法，尤其是新闻辩论或时事讨论，应该特别注意主张、说理、推导、逻辑的重要环节。

在现实生活里，社交与公众的区别往往是概念上的，实际界限经常是模糊的，因为熟人与非熟人、不同的讨论问题，以及交谈方式之间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经常只是程度的差别而已。学生们在课堂里讨论公共问题，便是一种典型的社交与公众交谈的混合形式。他们来自不同的专业和系科，可能相互熟悉，也可能并不相熟。他们的讨论可能不渴求结论，也不推导至上，但仍然会对公共问题发表看法，并有所争论。这个时候，社交交谈的个人教养与公众交谈的规范也就会融合到一起。在这种情景下学习说理，要远比形式主义的学生辩论比赛来得自然。他们无须针锋相对，无须辩出个胜负输赢，交谈是一个一起思考，对问题获得更全面理解的过程。这样的交谈和对话更符合民主法治社会中常见的公共说理。

现在网络尤其是微博成了最重要的“说理空间”

要确认网络，包括微博是否已经成为最重要的“说理空间”，似乎有必要先对这个空间里通常发生和进行的交谈或对话性质有一些了解。

网络对打破社交和公众交谈的传统界限起着重要的作用，也提供了更多样的交谈和对话混合形式。网络媒介甚至还在改变传统的社交交谈与公众交谈本身。例如，社交交谈要求不受“外人”打搅，是熟人间的快乐互动，这种交谈即使仍有可能，也由于处在网络环境里而变得相当困难了。网络新闻讨论，回应和跟帖，还有博客，随时都可能对一个人发表的意见提出不同的看法。电子邮件、微博、短信都可以给人面对面交谈的感觉，各种链接也让人有置身于多声、多角度交谈网中的感觉。这种不可预测、不可控制的异见或对立面的存在可能使得一些（当然不可能是所有的）“自媒体”参与者顾及公共说理的某些规范，如图尔敏说理模式中的“反对意见”（rebuttal）。

一个擅长“自媒体”交谈的人，一定不会只是一个人自说自话，一定会不断考虑到读者可能会有怎样的反应，这并不是为了逢迎别人的看法，而是为了能在说话时顾及他人的看法，因而更具说服力。这样的交谈一方面包含社会交际，另一方面还包含公共说理。不在乎这一点的“独语者”或朋友间的“私语者”也同样不能避免来自他人的各种质疑或其他反应。社交空间事实上已经公众化了。不久前，于丹在自己的微博上发表对雾霾的看法，看起来不过是私人话语，但是，却引起了许许多多她既不可能预测也不可能控制的异见和批评，比许多公众话语更受到公众关注。

网络可以成为正常的说理空间，新媒体形式的出现不断改变我们现有的说理空间观念。当然，网络空间里的交谈形式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良莠不齐了。公共说理需要关于公共生活的信息，网络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如今，年轻人不太接触报刊，而热衷于上网，这也与他们觉得只有在网上才能找到报刊里没有的信息有关。美国的说理教材里都有网络和图像说理的部分，例如，图像、照片、漫画等在说理中的运用、如何对它们进行批判评估。推特和微博本来就是社交网络工具，不适宜于公共说理的对话，并不奇怪，这就像水壶本来就不是用来煮饭下面一样。互联网上的敌意、谩骂，原因并不在于传媒手段本身，而在于传媒使用者的素质和长久以来所接受的那种教育。

公共生活中说理文化应具有文明交谈的教养和规范，这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尊重关系上。这也是对话和交谈最基本的价值观，在社交交谈和公共说理是一致的，当然表现形式会有不同。例如，社交谈话时要尊重别人，不要老谈自己，也不要独揽话局或打断别人。又例如，有教养的谈话态度温和、平心静气、自然而不要做作，安详而不夸张，不耍小聪明。还例如，不要油滑、贫嘴、说粗话，不要背后造谣说人坏话，要避免赌咒发誓，要避免俚语俗语和市井粗人的语言和说法。再例如，要视在场者选择合适的话题，以平常话题为好，不要用特别的话题（打高尔夫、骑马、国外旅行）来显摆自己的身份，让别人嫉妒或难堪。要避免容易引起争执的话题（政治、宗教）或可能有忌讳的话题（男女关系、八卦议论），不要提别人敏感或有伤痛的事情，也不要对别人不愿回答的问题刨根问底。

公共说理的规范同样也是以尊重和平等对待他人为基本原则，社交交谈中一些有教养的行为对于公共说理的交谈模式同样也是适用的。例如，要别人听你说，你就先听别人说；说理要态度温和诚恳、平心静气、不要粗鲁油滑（幽默是另外一回事）、不要炫耀自己的背景或地位等等。但是，由于公共对话是不同价值观和不同背景的公众之间的交流，它不可避免会有令人不适的内容。但是，即便立场、观点不同，或严重对立，说理也不应该夹杂私人恩怨。理性的对话要彼此尊重人格、不能造谣、诽谤、攻击、骚扰、辱骂、羞辱，否则就是“无教养”(incivility)。

在说理中，有教养地认真反驳对方，也是一种表达尊重对手的方式。只有好好说理的人，才配得上这样的尊重。伯克在《交谈的艺术》里有专门一章谈“沉默的社会史”，其中说道，对不文明、无教养的言行最好的回应，不是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不是以骂还骂，而是根本不予理睬，也就是用沉默代替对骂。　

（徐贲，1950年出生于苏州，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