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世事无常，白云苍狗，活跃于历史帷幕下的人，往往鱼龙曼延，这就是人们惯常所见的现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位“红色元老”的一生，即如此大幅度地沉浮于史册之中，他就是龚楚。

龚楚于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此后在红军中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就在红军开始长征时，他还是中央军区的参谋长。然而，龚楚最终变节投敌，成为当年若干叛徒中职位最高者，于是人们送他一个称号——“红军第一叛将”。

但凡革命处于低潮时，叛徒就会大量出现。有人曾初步统计：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红军中叛变的团级以上军官至少有四五十人，有的部队甚至到了主要军官全部叛变的程度，如湘赣军区独立第四团的团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全部叛变；湘鄂赣军区红十六师的师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代主任也都先后投降。至于这一时期大军区和军一级的高级将领，叛变的则是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委陈洪时、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闽赣军区政治部主任彭佑、新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等。

龚楚叛变后，在国民党部队中混了若干年后，退役成为国民政府广东省参议员，又于沧桑鼎革之际遁往香港。终于，他等到了大陆的改革开放，等到了历史尘埃的消退。所谓“往事如烟”，1991年，得到“老战友”邓小平的批准，他叶落归根，返回广东老家定居，不久病逝。

一生“进进出出”，暮年回归故里

龚楚，曾用名龚鹤村，广东乐昌人。参加红军后，因其早年有从军经历，成为资历雄厚的将官。早在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军政府，龚楚即加入粤军第2旅，先后担任班长、旅部副官，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韶州（今韶关）分校学习。1920年以后，先后任粤军排长、连长，1923年任国民革命军攻鄂军（总司令程潜）少校参谋，参加攻打湖南的作战，失败后被派到广州通讯处工作。

龚楚在戎马其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革命。1924年6月，在广州加入“社青团”，一年后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龚楚参加革命后，又是主要投身农民运动的成员之一。1926年5月，任共青团乐昌特支书记；1927年5月，他率领乐昌农民军与北江工农军汇合，组成工农讨逆军，亲任总指挥，指挥部队赴武汉参加讨伐蒋介石的军事活动。（讨逆军到达湖南耒阳时被改编为第13军补充团，龚楚任团长。）

一段光荣阅历下来，龚楚站到了时代的高台。彼时大革命失败，中共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此后一气呵成的三大起义，其间皆有龚楚的影子。先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1927年7月，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宣布反共，龚楚奉命将部队带至江西，随后参加南昌起义，此后，他的补充团被编入贺龙的第20军3师6团3营，龚楚任营指导员。不久，他又被调赴长沙参与领导秋收起义，但中途遭敌军袭击，因失去联络，被迫转赴香港，继而潜回家乡。彼时又有牺牲惨重的广州暴动，龚楚任广东农军的北路指挥。三大起义功败垂成，其残部又有辉煌的湘南暴动。1927年底，朱德率军抵达粤北，为军阀范石生收留，此时中共广东北江特委派龚楚赴朱德部队开展工作，并委以团副的名义。1928年1月，朱德、陈毅发动湘南暴动，宣告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随即击溃前来进剿的国民党许克祥部，继而部队整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3师，龚楚任党代表。接下来，部队开赴湘赣边境，遥指井冈山。4月，朱、毛会师，红军的第一“山头”由此形成，龚楚亦有与焉。

就在朱、毛会师不久，红4军组成，下辖3师8团，首长为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军委书记陈毅，后来的工农革命军第3师被改编为红4军10师29团，龚楚任党代表，此外龚楚还担任了红4军前委常委。

1929年5月，龚楚被任命为中共广西前委委员，参加争取俞作柏和李明瑞的工作。彼时，龚楚以龚鹤村为化名，在广西省政府办公室任机要秘书，策动俞作柏等。是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爆发，红7军宣告成立，首长为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即邓斌）、参谋长龚楚（龚鹤村）、政治部主任陈豪人。

在苏区，龚楚见证了苏区的辉煌与衰落，也暴露了自己的弱点。1931年8月，龚楚伤愈后回到中央苏区，即被委任为红12军34师师长，后接任红12军参谋长。其时，正值王明左倾路线开始发飙，就在龚楚到职不及一周，起义首领李明瑞已在“肃反”运动中被杀，龚楚仓促接任红7军军长，随即率红7军参与了扩大中央苏区的历次战役。不料是年底，龚楚也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撤去军长一职，改任中革军委直属的红军模范团团长。不久，模范团改为红1军团第3师第7团，龚楚任团长；又不久，被调任独立第22师师长兼政委，最终，改任粤赣军区司令员。

1933年5月，中共中央在瑞金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会议期间对龚楚“在工作中所犯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决定给予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并调赴红军大学高级研究班受训。

1934年4月，龚楚在“红大”的高级研究班结业。因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患有严重的贫血症在汀州医院疗养，龚被调至红军总司令部任代理总参谋长，此时正是悲壮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斗时期。不久，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由龚楚任赣南军区司令员，后又改任参谋长，负责部署红军突围的准备工作。

1935年2月，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龚楚和红24师71团团长史犹生、政委石衡中率领该团的9个连，转战至湘南，以收容在湘西之役失散的红34师部队，并在该地发展游击区。此后，龚楚以湘、粤、桂边区红军总指挥的名义，率千余人从江西于都突围，经历了多次战斗之后，终于抵达湘南。此时，国民党当局也在“清剿”红军和游击队的同时，采取了“剿抚兼施”的政策，龚楚本革命意志就不坚定，又对苏区革命产生了看法，此后在革命失利时曾多次试图脱离革命队伍，潜回家乡，如今条件成熟，他终于以行动告别革命了。

1935年5月2日，龚楚带着一个连开赴湖南郴县某地。晚上，他托辞身体不适，晚饭后早早入寝。半夜，龚楚趁警卫人员熟睡之机，逃离队伍，潜回广东乐昌。不久，龚楚悍然投靠了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此后他先后担任过国民党“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等。其中最恶劣的莫过于“北山事件”了。叛变之后，他急于邀功，10月13日带领粤军30余人，化装成红军游击队，由广东仁化到达北山，企图消灭该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这支“伪红军”来后，先与当地土匪武装（周文山部）乱打了一气，随即放出口风，说自己是湘南红军的一支，来寻找当地游击队，最后竟诱使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后方主任何长林也告叛变。此后，龚楚以召集红军游击队开会为由，将北山游击队诱入其设好的埋伏圈，胁迫游击队投降。当时这支游击队奋起反抗，但除数人冲出包围之外，其余30余人皆壮烈牺牲，这就是“北山事件”。不仅如此，事后，两个叛徒——龚楚、何长林又带领粤军“进剿”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即当时项英、陈毅等的驻地。途中，偶遇正外出采购粮食和物品的侦察员吴少华等，龚楚假借要寻找项英等汇报工作，要吴带路，幸好吴识破对方，在到达营地前抢先登山，通知哨兵鸣枪示警。结果项英、陈毅、杨尚奎、陈丕显、李乐天等听见枪声后迅速转移，才避免了一次危难。这也是红军长征后赣南游击部队遭遇的一次生死危机。却说龚楚听到山上鸣枪，不知道山上有多少红军，考虑到自己在山下，处于不利地形，乃慌忙夺路而逃。这也是天数，让他免了又一重罪过。

此后的龚楚，也就堂而皇之地开始了国民党的军旅生涯。一晃，抗战爆发，龚任第5战区孙连仲部上校参谋处长，后历任第7战区少校参谋、第4战区第46军少将参谋长等。值得一说的是，他在第5战区时，奉命驻守徐州以西的陇海铁路，阻止日军西犯武汉，再后日军侵入广东，龚楚曾出任第7战区第1纵队抗日游击司令，与日军激战于木壳岭，歼敌甚多，从而保卫了韶州的安全。抗战胜利后，龚楚曾任徐州市市长、广东省参议会议员、广州行辕高参、广东仁化县县长、广东省第4区（北江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等。

时间又一晃，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打到了广东北江，此时龚楚带领一个保安团慌忙逃到了乐昌的瑶山。据说这时的中共北江行署主任黄松坚写信规劝龚楚投诚，龚楚也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遂率部下山，随后被送到韶关北江军分区交代问题。是年12月，四野大军兵临海南，时海南国民党守将正是龚楚的同乡、抗战时打死鬼子最多的薛岳将军。为了减少伤亡，时任广东省省长叶剑英请示军委意见，决定派龚楚去策反薛岳。当时龚楚满口答应，随即潜入香港，按计划应转道海南，但龚楚滞留香港不进。原来他考虑到自己的叛徒历史，恐遭清算，于是在香港“隐”起来了。据说其间他曾应邀赴台谒见蒋介石，蒋委派他在香港秘密收编残部，组织所谓“反共救国军”，以配合可能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伺机反攻大陆。然而此时的龚楚已窥破国民党的命数，他婉言谢绝了老蒋的委任，回港后索性“立地成佛”，彻底脱离了政治漩涡，而且名字也由“龚楚”改成了“龚松庵”。

在香港，“居大不易”，没有背景的“龚松庵”先是办实业以维持生计。不久，香港这座“自由港”成了各色人等的天堂，一些“灰色”人物也“大隐”于此，如中共元老张国焘等。为了生计，他们不约而同分别以撰写回忆录赚取版税，想必也有以此“名垂青史”之心。一晃，龚楚在香港有40年矣，据说他曾到过美国，并拿到了“绿卡”，但由于语言和生活习俗的阻隔，又回到香港。在香港，他出版有《我与红军》、《龚楚将军回忆录》。

晚年的龚楚算是有福之人，能在凋谢之前了却心愿，叶落归根，并造福乡梓。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时“两高”宣布：因时间超期，不再追诉前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建国前的犯罪行为。此时的龚楚不仅有心，也有了能力。后来他的几个在香港办实业的亲属也愿意帮他实现宿愿，他的侄孙、香港乐昌同乡会的龚庆韶还愿意回乡投资，并牵线引资等。改革开放之后，地方领导也愿意促成好事，所谓“常回家看看”。就这样，龚楚在家乡的祖屋得以恢复，还有了新居，也得以“按照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接待来往”的待遇回到故乡。

1990年9月13日，龚楚夫妇坐火车抵韶关，乐昌当地政府为之设宴接风。在宴会上，垂垂老矣的龚楚拿出三封书信，那是他早就准备好的致“老战友”邓小平、杨尚昆、王震的三封书信，委托当地代为寄发。这些书信，内容是问候之意及请求准许他回乡长住，此外他还特别向邓小平发了电报，告知他已返乡的消息。

晚年的龚楚还有一段逸闻。原来人们盛传龚楚手中有三宝：一是从前蒋介石颁发给他的一件“中将高参”的委任状，二是唐寅的一幅名画，三是香港数名书法家联袂为他创作的四幅屏风水彩画。然而他能够向人展示的，却只有最后一件。1995年7月24日，龚楚在家中安然去世，享年95岁。

龚楚变节“背后的动因”

叛变之后的龚楚逐渐被人们遗忘，特别是到了沧桑鼎革之后，人们更不屑提及此侪了。久而久之，许多人也就根本不知道，在红军的历史上还曾有过一位高级将领龚楚。龚楚曾是我党著名的农民运动领导者，红四军被称为“朱、毛、龚”，就是说朱德、毛泽东、龚楚。这么高的地位，最后却变成了叛徒。

至于龚楚其人，我们在鄙薄其叛徒历史的时候，也应该看到“变节背后的深层次动因”。在龚楚的回忆录中，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1933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苏区开展了“消灭地主”的运动，结果，“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如独立师师长杨遇春，他是瑞金武阳围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财产全被没收，迫得他冒险逃出苏区，向国军投降。”杨遇春出身黄埔军校，也参加过南昌起义，而且是一个很能打仗的将领，就是因为自己的家庭遭到清算，又害怕牵连自己，于是索性投降，甚至不惜加入“军统”与中共为敌，这也是中国革命历程中“红与黑”的故事之一了。以上种种，为龚楚的出走埋下了伏线。

不妨对照一本史学新作，黄道炫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就可以看到当年苏区的困境：“军事上受制于敌之外，还有内生瓶颈的制约”。特别是，1930年由赣西南党组织和红一方面军开端的肃反运动，以党政军群的精英为杀戮对象，元气大伤，而其理论依据则是一些党的高级领导一再公开著文标榜的“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只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理论”。在实践中，更是废除一切法律和司法程序的制约，严刑逼供，放手杀人，成为后来一系列整人运动的先导，其遗害之大，已为人所共知。那段历史的教训，是我们必须记取的。

党内“叛徒现象”给我们什么昭示

龚楚的回忆录中，专门有一章是说苏区的“政治保卫局”，局长即邓发。但“政治保卫局”在陕北时已是“社会部”了，主持者为康生。回忆录中不经意间还提及另外几个叛徒——

一是孔荷宠。他说：“孔荷宠是无产阶级出身。但他在湘东红十六军军长任内，平日好买点肉食，且有时打麻雀牌为戏。中共即认为他的生活腐化，便被撤职调来江西苏区。”随后其人因受到处分，“给他的精神打击极大，嗣后他在红军大学结业后，被派到兴国县做群众工作时，乘机逃出苏区，向泰和的国民党军队投降。”

二是抗战时“失踪”了的周昆。周昆也是出身井冈山的元老，曾任红8军团军团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等。龚楚回忆：“‘红大’校长周昆，过去曾任红四军的师长，后升军长，在第四次反围剿末期作战负伤，治愈后调来高级班当学员，被选为校长。”就是这样一位红军的高级将领，在抗战初期，115师奉命开赴吕梁山建立晋西根据地，参谋长周昆则赴八路军总部领取军费（彼时由国民政府提供），岂料周昆遣人带信（信言“共领取了6万块钱，我带走了3万块，另3万块交警卫员带回，望查收”）之后，就潜逃回湖南平江老家去了。

由周昆，又让人不免想到抗战初期八路军第115师的张绍东（团长，1930年参加红军），被败类兰国清（一个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的人，曾任红3军团11团参谋长）拉下水，两人携不明实情的官兵携械出走，至半路两人叛逃，徐海东闻之顿时大口鲜血喷出。此外，还有新四军成立之初的“杨、曹叛逃事件”（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乘打“土围子”之机，侵吞金银财物，叛逃到桂系军队之中），也是同类旧案。

凡此种种“叛徒现象”，可以昭示人们：理想催生革命，但革命最终能走到哪里，则要看思想建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