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民国的大师有如下几个特色：

第一，主要是清政府留下的底子。就文科来说，清政府的以尊孔读经为主的旧式传统教育，这种传统教育十分重视背诵的功底。如若学生背不出来，则会遭受各种体罚。这就使当时的学者国学功底十分深厚。许多文献，他们不用查阅原书，自己就能背诵，甚至十三经卷帙浩繁的“注疏”也不例外。

而西学东渐则使大批学者在同时能够接触西方近代学术。有了学贯中西的条件和能力。学者以西方思想研究中国学术，自然很容易出成果。这是今天不具备的条件。而清代自乾嘉以来未曾中断的传统学术，则给予学者丰富的营养。

从本质上说，这些大师是属于清代的，而不是民国的。民国只是承清代余绪而已。说得难听点，不过运气好，赶上罢了。而像王国维、罗振玉这样的清朝遗老，虽然他们活到了民国，但也只能称他们为“清代学者”更为合适。

第二，大师集中在文科，理工科极其缺乏。二十世纪初，现代物理学革命袭卷了欧美各国。物理学的领域深入到诸如放射性元素、各种射线等微观领域。因此对实验仪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中华民国资金缺乏，根本无力购置这样的仪器。虽然中华民国时期，有许多人，诸如钱三强、钱学森、邓稼先留学欧美并且在各自的理工科领域取得成就。但那些成就终归是在国外取得的。客观地说，这根本不能说是中华民国培养出来的。而他们归国时，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了。只有共和国政府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科研条件，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想尽办法购置实验仪器。这才使他们的研究在国内也能继续下去。

第三，知识为少数人所掌握，大多数人连识字也做不到，更加遑论科学素养。中华民国时期，尽管出了许多大师，然而真正掌握知识的，不过是几位大师而已。广大人民群众则多处于文盲和半文盲状态。民国时期事实上从未实现过义务教育的普及，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也是凤毛麟角。

相比之下，共和国则更重视教育的普及工作。早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苏维埃政府就曾创办夜校，教其控制区内的农民识字，学生基本上也能免费上学。苏维埃政府的教育部门还充分考虑其控制区内农业人口占绝对地位的实际情况，实行农忙时放假以方便学生帮工等制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以后，这一政策得以继续延续。共和国政府成立以后，这些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全国普遍办起了夜校，普及文字。同时为方便广大人民群众学习文字，共和国政府还实行了简化字政策。这些措施彻底改变了民国文盲半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局面。同时，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义务教育也逐渐实现，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随着高校的扩招，使高等教育也日益普及。

至于当代中国不出大师，其实并不能全怪六七十年代的“运动”。要知道中国全境并不是全部国土都搞过六七十年代的“运动”。香港、澳门当时是西方殖民者占领下的殖民地。台湾自1949年至今一直是重视教育的民国政府残余控制，从未遭受过六七十年代的“运动”摧残，更有如傅斯年、胡适等大师在台湾，学术自1949年后也从未中断，但是这些地区和中国大陆一样也没有出现大师。可见六七十年代的“运动”对培养大师产生了很大的不利影响，但不应是全部原因或根本原因。其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有如下几点：

第一，自太平天国运动至1949年连年的政局动荡。1911年至1978年，清代乾嘉以来的学术中断。搞文化教育事业，离不开一个稳定的政局和宽松的环境。然而，1949年以前，缺乏一个稳定的政局。而1949年以后，虽然有了稳定的政局，却少了宽松的环境。

太平天国运动前，清政府基本上能够控制全国，政局基本上是稳定的。但太平天国席卷了当时中国文化教育事业最发达，乾嘉学派的发源地苏浙皖地区，使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受到沉重打击和严重破坏。此后直至辛亥革命，随着人民起义不断和列强加紧侵华，清政府逐步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全国政局开始出现动荡局面。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国政府，首先是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时间很短，其发布的教育法令，基本上只限于“除旧”即废除清政府的教育政策。以后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军阀割据混战和日本的全面侵华，使得政局更加动荡不安。一直到1949年，政局才逐渐稳定下来。共和国政府虽然在普及教育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但大陆学术界却出现了很大的断层。

1978年以后，政治环境逐渐宽松，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恢复。整个八十年代，逐步出现了学术繁荣的局面，大学学习和探讨学术的氛围也逐渐恢复，而这些都是培养大师必要的环境。

第二，当代学术界的日益腐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制度的推广，当下社会出现了日益腐化的情况。腐化就像癌症，呈现出浸润性生长的趋势。学术界自然也免不了受到侵袭。现在的大学校园里，逃课、上网吧、看色情片、谈恋爱成了天经地义，学习和探讨学术反而成了件需要遮遮掩掩的事。试问，这样的大学校园，要如何培养出大师？

第三，教育制度的严重失误。按照教育学经典理论，人在30岁左右是最富有创造力的时候。30岁前，由于大脑发育还不完善，知识储备还不够，所谓的“创造力”往往流于空想。30岁以后，人日益趋于保守。按照现行的教育制度，一个人如果能够在大学期间认真学习专业知识，并顺利读完博士，然后从事研究工作，正好就是30岁左右，可以承担创造性的研究工作并作出成绩。然而1978年以后，英语却逐渐被提高到不切实际的地步。大学要英语四六级证书，大学毕业后想继续深造也要考晦涩的英语。这就使英语挤占了大学生除了玩乐以外本来就不多的学习时间，使之无暇顾及专业课。这样即便读完博士，由于知识储备不足，不得不影响创造力后劲。

综上所述，共和国时期没有出现大师，实在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仅仅是六七十年代“运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