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角度提出“三个倡导”，用24个字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做了高度概括，并提出以此“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这标志着我国核心价值观构建开启了新的阶段。

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来，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其核心价值观。其形成和发展都离不开这个民族或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演变的历史。一般说来，有核心就有相对应的外围，这个外围与核心互为因果，互为依托，互相联系又各有区别。从这个角度理解，我们在探讨国家核心价值观的时候，不妨先从外围入手，按社会分工，按不同社会群体，探讨不同的子项级的价值观问题，如工人、农民、军人、学生、官员、企业家、知识分子、文学艺术工作者、医生的价值观等等。须强调的是这些行业或阶层的价值观是比职业道德更高范畴的提炼和浓缩。按这个思路去思考，在当下社会转型剧烈、各种思潮碰撞加大的情况下，子项级价值观建设更有现实意义。那么，党政机关（以下称机关）的文化建设重点应是树立官员权为民用的价值观。

一、属性与内涵

马、恩思想最直接地指出，国家的出现是在人类家庭私有制出现后逐步发展完善的，它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中枢，提供维持社会需要和发展的公共产品等。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等一切重大使命集于一身。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兴也好衰也好，决定因素自然也在于此。中国大凡盛世，历史学家首先在史书上记载的是政府的丰功伟绩，如“秦王扫六合”、“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等。外国也如此，美国的“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罗斯福新政”等等。与此相同的逻辑，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家国的失败或消亡，大多被历史盖棺论定为“无能政府”、“腐败王朝”或为“专制王朝”等等。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已经将国家成长、壮大、消亡的规律总结概括得淋漓尽致，各种学说浩如烟海。共同的指向无外乎在“治国理政”四个字上。治国需要雄才大略，理政需要治官、管权，同样需要雄才大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非常英明的决断。放开眼界看，中国共产党能否永葆青春，长期执政，关键之点，就在于此。

机关官员是国家权力中枢机器上的一个部件，所有部件各自发挥其不同的功能，这些功能就是大大小小的权力，而这些权力的共同服务对象总体上是人民群众，而非官员自己。因此，这些权力本质属性是排斥官员一己私利的。那么，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它本质上不属于公权力固有的属性，而是这架机器运行中某个部件产生的异己力量，或者应视为官员对权力的窃取。

那么，现今中国治政、治官、“关权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日趋发达，财富日益充裕，执政党成员许多已是有产者，无产者越来越少。党政机关权力在各种利益的角逐中运行，而掌控权力的官员由于学识、境界、觉悟、成长环境等差异，各种能力包括自控能力不可能相同。在这样的情况下，生产公共产品的机关官员就要有一个统一的规则。这个规则只有一个指向，那就是保证他在生产公共产品的过程中的任何行为都有利于这个产品的公共性，即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这些规则各国家都不少，我国也有一些，但是，验证这个规则的是社会满意度、是民意。那么这个规则，有硬件的——写在书面上的法律法规；同时，也有软件的——就是这些法律法规中渗透的理念或经过这些法律法规的约束逐步形成的官员整体的执政理念，即机关价值观。

既然公共产品的指向是人民群众，民意的高低，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决定着对这个机关的肯定或否定，自然形成了权力——官员——民众三者关系。考察古今中外治官治政的作法，都可以说是在这三者中寻找切入点，那么，手握公权面对民众的官员，核心价值观就应该是权为民用。

二、问题及挑战

我们党从在野到执政，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这是我们各级机关权力的天然抗病毒基因。毛泽东等共和国的缔造者高举为人民服务的旗帜，引领着积贫积弱的东方大国在逆境中前行。在治官治政上，无论是理念上还是手段上，都可圈可点，从延安的“窑洞对”到西柏坡的“赶考说”，从杀犯罪的功臣到送子上战场，都在青史上留下一笔笔浓墨重彩。但是，时至今天，执政已六十多年，腐败问题仍没能根本遏制，仍然忧患“四大危险”，都不奇怪。就如新生儿从母体带来的免疫力不会永驻一样，革命党天然抗病毒基因不可能一劳永逸。再放开思路，可以说任何一个政权的更迭都伴随着千千万万仁人志士的鲜血和生命，仅仅靠这个，最终是要失败的，前苏联是最好的例证。

当我们国家由穷变富，当我们党长期执政，当世界民族之间竞争加剧，你死我活，仍然存在丛林法则的当下，我们党关注权力运行的制衡，关注从严治党、从严治政，是非常必要而紧迫的。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警醒全党此事生死攸关。李瑞环曾大声疾呼“世界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这句话，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适用的。民众仇官仇富的情绪迭加放大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王岐山同志从政治敏锐性的高度出发，向全党推荐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其深意在于当时代进步、社会松绑后，治国理政面临最大的风险就是容易出现“广场政治”，而广场政治又易出现“群体无智慧”，犯法国大革命时期倒脏水同时倒掉孩子的历史性错误。前苏联的剧变，在这方面也是有踪迹可寻鉴的。

我们当前面对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关键的是“长期执政”与“消极腐败”两个方面。苏共的失败很大程度上也是在这两个方面。中共十八大召开前，有一本书《苏共亡党二十年祭》，再次引用了“十年祭”的资料：苏联解体前，很具权威的苏联社会科学院民调显示，有85%以上的苏联人民认为苏共不代表人民，只代表特权阶层。我们在感慨当年曾抛头洒血跟着布尔什维克打天下，创立全世界第一个红色政权，又抛头洒血跟着布尔什维克打胜卫国战争的人民，在国家不断强大和美国相抗衡，日子越来越好的情况下，竟一夜之间平静地看着苏共丢掉政权，平静地看着克里姆林宫改旗易帜。这个历史又一次验证了流血取得的政权是怎样不流血地失去这一沉重的历史命题。而长期执政的挑战与消极腐败的危险在本质上是契合的。苏共的失败，不排除美国等西方社会的瓦解，不排除国内外各种不利和挑战，但从共产党人沉痛后的反思中不难理解，还是被自己打败的。根子就在权力中枢的各级机关，根子就在于权力没有关在制度的笼子里，使掌权的官员们由人民的领导者、公仆走向反面。从一定意义上，苏共的失败为中共的成功作了破坏性的尝试，那种权力极端化、掌权的官员特殊化只能是死路一条！

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十分重要。但从历史的现实看，一个有两千多年封建传统的国家，64年的执政经历不能不说还是短暂的，我们的一切成果还都是在发展中，都是需要不断完善的。“权为民用”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起码应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①官本位的问题。等级观念、家长制、权大于法等等，还是根深蒂固的。这是封建专制下显性的官场文化。

②权钱交易的问题。设权寻租、以权谋私，市场交易的法则渗透到机关中来。这本来也不奇怪。人是天生具有“经济人”属性的，历朝历代因此杀头的官员或多或少都有，但“前腐后继”的事例仍然不少。当权力成为买卖标的之时，国家的中枢系统部分失灵就不奇怪了。如果很多部件失灵，就是很可怕的了。

③权力失去制约的问题。权力没有制约，必然产生腐败，这是世人公认的政治学上的铁律。考察美国及香港地区等不难发现，我们今天发生的一些腐败那里都曾有过，且范围之大、性质之恶劣一点不比我们今天差。美国在1883年“彭德尔顿法案”，即实行现代文官制度之前，政党分肥制度导致的驴、象两党轮流执政的政府腐败高发持续多年。香港1974年“廉政风暴”前的殖民政府腐败之烈举世公认。当今的专制国家也好、民主国家也好、转型国家也好，其腐败问题追根溯源，无不在于权力的管控上。

上述这三个问题，真正解决好并非易事，但又十分紧迫，我们必须先从他律上抓起，分清主次，分清轻重缓急，一项一项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使国家机器中枢在法治的高压下正常运转，使那些失灵的部件转入正常高效。

三、构建与再造

多年来，上上下下有个误区，一提机关文化建设，似乎就是文体活动，似乎就是书法绘画，就是赛诗征文。而抓这项工作的往往就是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主要领导参与一下，出一件作品或讲个话等就认为是“高度重视”，皆大欢喜。实事求是地说，在这方面人力物力投入尽管很大，但是，于机关政治形象的树立以及民众认可度的提高等大是大非方面，毫无裨益。其原因，一方面是我们没有理解文化建设高层次的内含，降低或误解了文化固有的教化功能；另一方面，我们在制约权力重要性的认识上还有较大差距，自我感觉良好，忧患意识欠缺。

十七届五中全会和胡锦涛同志建党90周年讲话，进一步使全党认识到了创业难、守业更难的道理，“过去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今天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四大挑战”、“四大危险”这些振聋发聩令人警醒的论断，是我们党执政以来不多见的。特别是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一重大路径选择。应该说，这才是机关文化建设的灵魂，是总的路线图。让所有的官员在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基础上，牢固树立“权为民用”的价值观，是一个革命党转变为依法执政党所必须跨跃的高度。

①严惩高压，让官员不敢腐。社会转型期必须严刑峻法，用重典，古今中外无不如此。“苍蝇老虎一起打”的高压态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还须保持。这么多年来，杀头的官员级别不断攀高，查处的案件不断攀升，反腐的力度不能说不大，尚且没有遏制住腐败的浊流，足以告诫我们，搞市场经济，发展富强之后的官员管理、机关建设更难更艰巨。在我们制度的笼子尚未打造好之前，惩处这柄利剑用得好是可以起到弥补作用的。

②制约权力，让官员不能腐。权力固有的属性使清醒的政治集团和政治家都对它十分警惕，这种警惕应该说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进步。十八世纪以来西方哲人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视权力为双刃剑，在如何保证权力不被滥用上有成熟的作法，有些是可以为我们所用的。美国的《宪法》通篇是对各种权力的控制条款，完全可以说是一部权力制约法。透明国际每年都对各国政府廉洁程度按评估排序。新西兰、北欧诸国、新加坡、香港等排在前面的国家和地区都有浩如烟海的法律条文制约各种权力，细到官员的衣食住行。我们在这方面差距较大，造成了一些权力的无拘无束，也造成人民群众产生了离心倾向。这就应验了邓小平的那句名言，“人是靠不住的，还是制度管用”。用补课的思维抢时间补上这个真空，其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不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

③思想建设，让官员警钟长鸣。教育、引导官员坚定理想信念，奉公守法，拒腐防变的招法很多，在强调严刑峻法、制约权力的时候，我们这些传统的“德政”手段更不能少。只有硬的一手和软的一手并用，才能更好地使权为民用的立法理念强力注入各级官员心中，使之不敢腐败，不能腐败，自觉抵制腐败。

总之，权为民用价值观构建是永不竣工的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的重视和参与。可以断定，随着“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伟大工程的不断推进，机关官员权为民用的价值观会牢固树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