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开始的救市政策，资金基本流向了央企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民企的发展空间被大大挤压。许多民营企业家对政策顾虑重重：政府越想让他们进入投资领域，他们就越感到害怕，越觉得经济出了问题。况且对民营经济只开放投资领域，却不放开控股权，这种开放实际上只是参股而已，等于是让民企把钱给别人，然后由别人来运作。从这个角度讲，改善民营经济要解决深层次问题。

民营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有两个非常深刻的障碍，一个是理论障碍，一个法律障碍。我们一直被教育的是，资本不创造价值。但我们看到的现实情况却是投资者分走了那么多的收入。按照以上理论，民营经济肯定要被视为剥削经济。在这种理论大背景下，作为“剥削者”的民营企业家一定会考虑自己的未来，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担心，总有一天他们会被“理论”掉。所以民营企业家移民的现象很普遍。

民营经济增长遇到的第二个障碍是法律障碍，在所有的法律障碍中，首先是宪法障碍。我们的宪法有一个重要的法律规定，即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我们宪法从一开始就声明“公”“私”有别，以“公”为主。既然宪法有差别，那么民法、刑法不可能做到平等，一定是一个有差异的状态。

这个问题在最近引起很大的争论。有人提出修改一下这个提法，建议修改成“中国实行混合经济”。这样，所有经济成分都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任何一种成分都有劣势和优势，他们相互补充相互竞争共同发展，在法律上处于平等的地位。我觉得这个提法挺好的，而且我也研究了一下，如果我们继续提公有经济为主，多种成分并存的话，我们就对现制度解释不清楚。

怎么来衡量目前民营经济的地位呢？评价一种经济成分为主有四个指标：一是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二是它对税收的贡献，三是对就业的贡献，四是对技术创新的贡献。按照四个贡献来评价的话，我们发现中国的民营经济已经占到主体地位。从2004年到现在，民营经济的增长贡献在63%以上，对税收的贡献在60%以上，对就业的贡献在80%以上，而技术专利局的绝大部分专利来自民营经济。从这些方面来看，民营经济已经不是并存，而更好像是主体了。

前一轮救市政策的效应正在慢慢减弱，国企就又不怎么行了。2012年国企利润下降5.1%，较2011年下滑20个百分点，这与前两年国企的快速扩张和高福利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民营企业利润仍然取得了同比20%的增长，说明民营部门是创造就业的生力军。如果未来国家不再搞上一轮那样大规模的政策刺激，国企获得垄断性收益变得困难，民企将会获得重要的发展机遇。国家凡是出台投资性的政策，对民企来说就是巨大的利空。国家凡是出台改革性的政策，对民企就是很大的利好。我认为接下来5年很可能是“民进国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的时候，我们主要是与意识形态抗争，为发展民营经济、市场经济鼓与呼，改变大家的认识误区，是市场经济的启蒙年代。另外，那时候中国是真的“摸着石头过河”，需要专业人士提供市场化的方案和意见。

现在我们的改革早已过了“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大家都知道“石头”在哪儿，知道核心问题是什么。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已经形成了顽固而庞大的利益群体。改革不是个技术问题，而是有没有决心，因为现在的改革每往前推动一步，都涉及关键利益。上层有没有决心去触动这些利益，这才是关键。

现在中国的社会阶层形成了，不是20年前，社会群体还是含混的一片。我们再往前动一步都会触碰到某个阶层的利益，政府的公信力比以前差了，国企改革的难度大大增强了。

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是将地方性中小企业“租改卖”，放向市场。剩下诸如中国电信、中国电力这样的大企业，政府希望走向股份制。而且不一定是国家控股，希望高管市场化，形成真正的企业家阶层。

但是国资委成立之后，国资委管理着大型国企，他们成了大股东，当然利用一切资源将国企做大做强。可是国资委作为管理者，一个领导年薪才几万元，企业高管的年薪有几十万至上百万。那么管理者就会阻止被管理者的改革。那些在政府部门的人，经常空降到某个企业做高管，发几年财后回到政府上班。政府部门的人轮流下去发财，企业高管知道自己的前途有限，领导是空降的，高管的积极性就会打折扣。所以出现了中国特色极强的国企，叫什么副部级企业、司局级企业。副部级以上的央企，高管由中组部任命，国资委只能任命中层干部，这是多么奇怪的设置。在这个系统工作的人，一方面获得经济上的高收益，一方面享受公务员待遇，尾大不掉。

国企的垄断势力已经形成，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电力等，它们可以说自己关乎国家战略、国家安全，你又没法动它。这些垄断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是改革的最大障碍。中国的改革早已不再只是个经济问题，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已经深深地嵌在了一起。　

（吴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