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发展，过去不同时期的经济引擎已经无法继续发力，重化工业、出口贸易、房地产等等，这些引擎在不同时期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中国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未来已经无法予以更多的期待。只有从投资向消费模式转型，才能够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这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共识，但是到底应该如何刺激中国的消费，却仍然具有极大的争议。归根结底而言，只有尽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才有可能真正启动中国的消费潜力，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对于今天的中国，民生不仅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更是一个经济问题。

民生不再是负担

长期以来，民生一直被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负担，在很多人看来，对于民生的过多投入，就意味着对经济发展的拖累。所以，中国经济长期以来都将资源用于投资和再投资，对于民生的投入则一直不足，某种意义上而言，过去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民生代价是其成本。

经济学最核心的思想就是，物品和资源具有稀缺性，社会必须采取最有效率的方式合理利用现有资源来发展经济。中国经济在发展初期最稀缺的是资金，最有效率的方式是将有限的资金用于投资和再投资，集中有限的资源提高经济增长率，所以在发展初期对民生投入相对不足尚可以理解。但在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经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中国经济最稀缺的已经不再是资金，而是民众的消费能力，这意味着旧有的模式对经济增长已经不再具有效率，而将资源集中于改善民生，提高民众的消费能力则成为最有效率的经济增长模式。

中国经济在转型之际苦苦寻求新的增长引擎，其实最大的引擎莫过于改善民生，在转型的十字路口，对于民生的投入将不再是负担，反而意味着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注入更多动力。中国经济长期以来面临消费不足的困扰，最核心的原因无非在于两点：一是民众的收入水平不高，即使中国经济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民众的收入增长水平也无法与之同步，在收入增长有限而通胀、房价高涨的背景下，民众的消费能力长期受到制约；二是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完善，民众必须留出足够的储蓄，以便自己解决医疗、养老和教育等问题，这使得民众始终不敢放手消费。

归根结底，这两大难题的答案正好和改善民生高度契合，前者在于我国收入分配体系对民众收入的挤压，后者在于我国财政支出体系对民生保障的投入不足，在一收一支之间，中国的民生问题乃至经济增长的引擎其实已经清晰可见。如果解决了这两大民生难题，中国经济也就开启了最有力的引擎，完成了从旧模式向新模式的转换。

在中国经济以高投资驱动增长的时代，仅仅依靠粗放型的投资模式就可以轻松获得两位数的增长，所以消费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性看上去并没有那么迫切，换而言之，中国经济的重点始终在于持续再生产，而不是发展民生。但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的投资增长模式迎来转折点，在投资驱动模式下，高投资必然带来高产能，危机爆发之前，由于有海外市场的巨大需求，消化了中国的高投资带来的高产能，但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接踵而至，中国高投资带来的高产能迅速沦为高库存。中国当时的应对之策是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在解决短期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后遗症。由于海外市场的需求能力迟迟无法恢复，加之上一轮“4万亿”带来的负面效应持续发酵，中国经济面临的考验更加严峻，当投资驱动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消费的必要性也就迅速浮出水面，改善民生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也就不再是可有可无。

最近几年来，我国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开始明显加快，养老保险和医保覆盖率快速上升，截至2012年底，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3亿多人，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4.8亿多人，参加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的人数超过13亿，医保覆盖率达到95%以上，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1.5亿多人，参加工伤保险的人数1.9亿人。除此之外，我国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也继续深入，2011年全年新开工建设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1043万套（户），基本建成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432万套，2012年新开工建设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781万套（户），基本建成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601万套，连续两年都保持在很高水平上。

客观而言，我国最近几年对民生领域的投入的确明显加快，但这种投入更多只是弥补过去长期积累的历史欠账，距离达到理想水平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我国的社保体系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养老金的空账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养老保险的替代率依然很低；医保的覆盖率虽然很高，但看病贵和看病难的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保障房建设虽然轰轰烈烈，房地产调控也始终没有放松，但房价依然持续上涨，远远超过大部分普通民众的承受能力。在养老、医疗、住房等压力面前，民众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都被大大压制，这说明政府对于改善民生虽然付出了诸多努力，但和人民的期待还有很大的距离，而如果要将民生进一步打造成经济引擎，更是还需要付出百倍的努力。

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在转型已成共识的今天，很多地方政府为了应对短期的增长压力，依然继续沿用过去投资保增长的老路，尤其是在2012年，各个地方政府纷纷推出各自的投资项目，投资规模之大甚至远超当年的“4万亿”。当年“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虽然在短期内止住了经济下滑的势头，但各种后遗症至今仍在困扰中国经济，如果新一轮地方版的“4万亿”计划任其蔓延，负面效应更是无法想象。

而从中国经济的转型大计来看，政府对于投资驱动的路径依赖越强，将来转型的难度也就越大，而在资源相对稀缺的背景下，政府对于投资建设项目的过多投入，势必会挤占对于民生领域的投入，通过改善民生驱动经济增长也就只能成为空谈。

自我改革的勇气

通过改善民生来刺激消费并非多么高深的经济学理论，但这样的道理之所以知易行难，中国的民生改善多年来进度缓慢，主要原因在于改革方案的设计者需要主动切割自己的蛋糕，如果没有足够的外力推动，改革很难一蹴而就，民生对经济的拉动就注定了只能缓慢推进，经济转型也就始终面临千难万阻。

中国经济虽然名义上是市场经济，但政府在经济运行中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就决定了政府必须拥有很高的财政收入，才能使得大政府的模式运行起来得心应手，否则，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就会大大减弱。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在西方国家束手无策之际，中国政府可以迅速推出“4万亿”计划，在去年中国经济减速之际，甚至连地方政府都有推出“地方版4万亿”的冲动。

这种大政府模式从本质上决定了政府对税收的需求，因此，政府很难在短时间内通过大规模减税让利来刺激消费，近年来中国虽然也在大力推进减税运动，但中国的减税注定了只能是“结构性”减税。在政府和民生的收入分配上，政府的财政收入很难真正下降，政府财政收入年年超收，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统计数据显示，2000到2005年，中国财政超收收入规模合计为1.0006万亿元，2006年为3920亿元，2007年为7239亿元，2008和2009年的超收规模略有下降，大约每年超收2000多亿元。在度过了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财政超收开始高速增长，2010年为9172亿元，2011年更是首次突破了万亿大关，超收规模高达1.402万亿元，2012年被定义为中国的减税之年，但根据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去年全国实现公共财政收入11.72万亿元，仍然比年初11.36万亿元的预算超收3600亿元。

财政超收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使得我国的赤字率始终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尤其是和深陷债务危机的西方国家相比。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的财政政策一直定位于“积极”，积极的财政政策通常意味着突破3%的赤字率，但由于我国财政收入年年大规模超收，所以2009到2012年的赤字率从未超过3%，即使是大规模实施“4万亿”计划的2009年，赤字率也仅为2.3%，2010和2011年的赤字率分别只有1.7%和1%，最新公布的2012年的数据显示，去年财政赤字为5190亿元，对应国内生产总值51.9322万亿元，赤字率更是不足1%。由于财政赤字率看上去还相对安全，这就容易诱使政府产生新的投资冲动，进入无休止的投资扩张之中，距离转型之路也就越来越远。但事实上，我国相对较低的赤字率只是体现在全国财政上，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并不安全，尤其是在上一轮债务风险尚未化解的背景下，再次展开新一轮的投资热潮，风险叠加的概率正在升高。

除了在税收上很难真正做到减税让利，在财政支出上，由于政府行政管理费用高，民生领域的投入也就始终受到挤压。在我国的主要财政支出项目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这一科目始终占据相当大的分量，按照财政部的定义，所谓公共服务支出，主要用于保障机关事业单位正常运转，支持各机关单位履行职能，保障各机关部门的项目支出需要，人们熟知的“三公经费”出国（境）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正是分属这一科目。

从最近几年的财政支出明细来看，2010年我国的公共服务支出为9337.16亿元，比上年增长14.4%，占全国财政支出的10.4%，大大超过当年对社保和医疗的投入，当年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为9130.62亿元，用于医疗卫生事业的支出为4804亿元；2011年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为1.1109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772亿元，增长19%，当年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支出为1.1144万亿元，用于医疗卫生事业的支出为6367亿元，这一年的公共服务支出略低于社保支出，但仍大大高于医疗卫生支出。在最新公布的2012年公共财政收支情况中，尚未公开公共服务支出的具体数据。

除了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之外，在全国财政支出科目中还有公共安全支出一项，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也高达6%左右，主要用于公检法司等政法机关人员经费、日常运行公用经费、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和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等，如果将此类也归于行政管理费用，我国财政支出中政府行政管理费用的占比之高可见一斑。在财政支出总额有限的背景下，如果要增加对民生领域的投入，是必要压缩政府行政费用，其难度自是不言而喻。

无论从财政收入还是支出来看，政府在其中占比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大政府模式。如果全能型大政府的定位不能得到改变，政府与民争利的现象就将成为常态，只有从源头上改变这种模式，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民生领域的快速发展，即使最近几年政府显著加大了对于民生的投入，也很难将民生提升到经济引擎的高度。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更需要政府具有自我改革的勇气。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遭遇挑战，“华盛顿共识”已经不再被奉为圭臬，不过，西方传统自由市场原理跌落神坛，并不能成为我国政府规模膨胀的理由。中国在2009年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在实现短期保增长的同时，还带来了大量的产能过剩、房价飞涨等超出预期的负面效应，这也说明政府过度介入市场同样会有难以预料的风险。小政府或许不是最佳选择，但是大政府模式的道路同样充满危险。

金融危机对全球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一场洗礼，世界各国都在危机之后重新反思，中国也不例外。去年的“十八大”报告对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做出总结，报告将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放在相当显著的位置，指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而具体应该如何发挥政府作用，“十八大”首次提出了服务型政府的概念：“要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客观而言，“十八大”报告对于服务型政府的定位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和先进性，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让这样的论述不仅仅只是停留在纸面之上，才是对新政府的最大挑战，对于中国经济的改革，除了需要足够的智慧之外，或许最需要的还有勇气。